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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总厂的集团简介

东北制药总厂 创建于1946年,是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企业,是中国以化学合成为主、兼有生物发酵和制剂产品的综合性制药工业企业之一,是中国医药产品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企业主要生产维生素类、抗生素类、心脑血管类、抗病毒类、消化系统类等各种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制剂等产品。东药的制剂产品有20多个类别,上百个品种规格,拥有片剂、丸剂、胶囊剂、栓剂、散剂、颗粒剂、口服液、粉针剂等多种剂型。企业还拥有以主要原料药为基础,深加工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生产基地。
企业资产总额34.6亿元,在册人员6000余人,200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9.36亿元,销售收入30.12亿元。企业占地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设有17个生产分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医药工业研究院、设计院、环保研究所、质量检测控制中心、计算中心等部门,并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拥有与国外客商直接进行贸易和洽谈的进出口公司,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产、经营、科研和服务体系。
作为中国重要的医药生产企业之一,东北制药总厂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企业年生产原料药达3万多吨。企业技术装备先进,主导产品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处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主要产品有:维生素C系列产品、磷霉素系列产品、左卡尼汀系列产品、头孢系列产品、磺胺嘧啶、黄连素、维生素B1、硫糖铝、金刚烷胺、金刚乙胺、抗艾滋病药物等。
东北制药总厂单条维生素C生产线全球最大;全化学合成黄连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磷霉素钠、脑复康、维生素B1、磺胺嘧啶、左卡尼汀等产品销售额位于全球前三位;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安静娴选题,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的头孢噻肟钠,1985年率先在我国上市,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省级名牌产品称号。
经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东药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抗艾滋病药物生产企业。“克度”(齐多夫定)和“沙之”(司他夫定)“哈特”(去羟肌苷)、硫酸茚地那韦等产品陆续按照国家要求进行投产、供给,从而结束了我国抗艾滋病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为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在中国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东北制药总厂各产品均已通过国家GMP认证。产品质量均符合《美国药典》、《英国药典》等最新版本标准。磺胺嘧啶、脑复康通过欧洲COS认证;硫糖铝、金刚烷胺、金刚乙胺通过美国FDA认证。同时,企业正在筹备符合CGMP标准的制剂生产线,承接国外制剂品种的OEM。企业早在1999年即获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9000族标准这一权威质量体系资格认证。
产品市场销售网络覆盖广泛,除销往国内各地外,还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额达1.5亿美元。制剂产品营销网遍布全国各地,有数百个办事处,上千名销售员活跃在城市、乡村。东药产品以优质、安全、疗效确切在消费者中享有盛名。
近几年来,按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东北制药总厂大力推进机制创新、管理和技术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创新工作统领全局。企业经济规模比1997年翻了3倍多,盈利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的“东北”牌药品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东北”牌被商务部确定为2005-2006年度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品牌。同时,企业还被评为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外贸出口特殊贡献奖特等奖、优秀纳税企业等众多荣誉。
作为制药工业企业,东北制药总厂始终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企业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东药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地方政府有关法规,认真进行污染申报和排污费核定,严格遵守环保“三同时”管理制度。全厂排水已经达到进城市污水厂标准。2004年,企业又建成了位居全国制药行业处理量第一、沈阳市企业中最大的综合污水处理中心(日处理工业废水3万吨,处理COD能力为100吨)。通过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制剂产品比重不断增加,通过开发系列产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极大地丰富了产品链,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企业经济实力和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东北制药总厂将凭借自身在生产、科研和市场上的优势,与社会各界加强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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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史》
在群雄并峙的历史机遇中成长——战国游侠的活跃
2.养士之风的兴盛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叽的“公”“私”观念。所谓“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孙孔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人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成国养士之风的兴盛对快的发展起看极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孟尝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机击信息甚至比他的国君魏安僖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大致相同。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结了不少侠土。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桑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武侠在权势者门下的大量集绪,使得他们一开始便养成交党结伦的风气。《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门客的住处有传舍、幸舍、代舍三种,又有“传舍长”的职务,那么,战国的门客当有一定的组织方式,游侠也在所不免。这对于武侠的聚合是有利的。
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迪,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瓘、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识别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佶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武侠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人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一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一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一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采;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囵的前提。
游侠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平原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头。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于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卫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在养士之风的庇荫下,本来分散在民间的武侠迅速成为战国时代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之一。《庆子•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特地收养了三千多名“剑士”。这些剑士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回而语”,可见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孟尝君在其封地薛邑,专门招致各地的“任侠”者,甚至是犯了罪、亡命他乡的侠客,人数高达六万余户。像这样高度集中武侠的做法,使得一直是以个体力活动单位的武侠阶层真正纽结在一起,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至此,武侠的存在才真正被社会所承认。
3.游侠的活跃
战国时代,武侠作为一卜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承认,其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
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一文中曾指出:“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他的论断大致是对的。直到战国中期,尚未见典籍中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那时的“侠”往往还是与其他各类武士混称为“国之豪士”(《管子•问》)、“豪杰之士”(《盂子•滕文公上》)、“剑士”(《庄子•说剑》)、“私剑之士”(《韩非子•显学》)、“死士”(《墨子•备梯》)等,不一而足,《说文解字》五篇上“万”部说:“俜,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俜”。据此可以得知,“侠”这一专门称呼最早可能转音于汉代称之为“三辅”的陕西中部一带的俗语方言。那里的居民把社会上已普遍出现的一类轻财重交的民间武士称之为“俜”,也写作“俜”,后逐渐变音假借为“侠”。
“俜”之所以假借为“侠”,在文字上和作为剑的别称的“铗”不无关系。“挟之于旁”谓剑,大概最初剑只是用手臂夹带的,所以剑又称作“铗”。在先秦,“侠”字与“夹”、“挟”字常通借互用,正如段玉裁所说: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因此,“侠”字在形、义两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且“铗”字先秦后己不多见,大概“铗”字的消失与“侠”作为民间武士特指名词的出现不与关系。武侠的产生与先秦剑崇拜的文化心理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从陕西三辅之地的方言“俜”转音,并在文字上从“铗”、“夹”通假为“侠”字,这一过程,大概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完成。
因为到了战国晚期,典籍中已正式出现了“侠”字。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韩非子》一书。书中的《八说》、《显学》、《五蠹》诸篇,都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六反》篇提到了“行剑攻杀”、“活贼匿奸”的“任誉之士”。注引卢文昭曰: “‘誉’,疑是‘侠’。”则“任侠”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韩非子》一书中。此外,《战国策•燕策三》载田光的话,有“节侠士”一词,《庄子•盗拓》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可见,战国未年“侠”的称呼已经常使用。
“侠”的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武侠阶层已彻底从“士”阶层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从此,“士”便成为古代社会文人的代称了。
战国时代的武侠都是以“游侠”的形态出现的。
战国的武侠与说士一样,具有自由的身份,在列国间周游,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致仕”,而是为了“交游”。他们既与民间社会的豪杰之士交往,也与诸侯权贵结交。战国时代著名游侠荆柯,祖先是齐国人,后迁居卫国。荆轲从小生活在卫国。《史记•货殖列传》曾指出:“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荆轲就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长大,深受熏染,故“好读书击剑”。早年一度想凭一身武艺为国王卫元君服务,卫元君未用。于是荆柯离开卫国,开始了他的游侠生涯。他曾去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又到赵国国都邯郸与著名剑侠鲁句践比武。后来来到燕国,与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有来往。他与屠狗的侠士高渐离结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也是荆轲的好朋友。荆柯还是个有心计的人。到各国支游时,他“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后终于与燕太于丹交往,行刺秦王。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代另一著名游侠鲁仲连,也曾历游齐、赵各国,为齐国解燕围,为赵国解秦田,拯救了无辜百姓的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他曾说:“所贵于大干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耿也。”这正是游侠周游天下的宗旨。
战国的游侠,其本质犹如某些文化人类学家所称,是一些“文化离轨者”。他们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蔑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因而采取极端的抗拒行为,行动乖僻,为世人所不解。荆轲来到燕国后,天大与好友高渐离及其他一些屠夫在闹市中痛饮,喝到兴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随着乐声高歇,“相乐也,已而相泣,旁着无人者”。燕国的侠士秦舞阳,13岁时就杀人,“人不敢迕视”。《吕氏春秋•当务》篇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日:“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日:“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为?”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页相啖,至死而上。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未必全是实事,但可以窥出游侠行事乖戾之一斑。
中国的先秦社会尚未形成分野明晰、各成体系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固守古老文化传统的游侠被战国社会似乎一致的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出了常规的生活轨道。他们佩着利剑,四处飘泊,甚至隐名埋姓,在有限的特定的圈子里交往,心灵里深埋着对于整个社会与世风的敌意,人们也将他们视为特殊的一群、主流文化的离轨者。他们极端的行为和乖僻的生活方式。
更加深了社会上对游侠群体的普遍印象。只有那些怀抱特殊政治目的权贵们才去寻找他们,看重他们的胆略和武功。中国的文化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注重稳定性的文化,而作为“文化高轨者”的侠,常常形成对文化稳定性的某种冲击而被视为社会的离心力量。与侠文化品格相反的儒文化却是一种“对庸见或曰通情达理精神的信仰”的文化,这种对庸见的崇拜,消解了极端的行为与动机,成为既定文化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侠与儒在文化性质上的这一差异,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对于以后中国文比发展的走向,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可以想象,作为“文化离轨者”的战国游侠因其与世风的故意对抗,会遭受按常规生活的人们的敌意或冷淡。久而久之,这些刺激性因素所导致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度就是对自身的人格尊严极端敏感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如受到蔑视和阻碍,游侠便会作出猛烈的攻击性反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孟子描绘他同时代的游侠北宫黝的个性:“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恶声至,必反之”,便是如此。反之,如游侠的这种心理需求能越过社会地位差异的藩篱得到极大的尊重和充分的满足,那么他们便会倾心相交,以死作报。
聂政的事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韩国的大臣严遂(字仲子) 受丞相侠累(名傀)的迫害流亡他国。在齐国听说勇士聂政隐名埋姓为屠户。严遂几次登门拜访,都被聂政拒之门外。后来严遂打听到聂政十分孝顺老母,便准备了百溢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虽拒绝接收,但人格的自尊得到极大的满足。《成国策•韩策五》详细描述了聂政的心理活动: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
因此,聂政待母亲故世后,使仗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朝国都城,当帅韩国正举行“东孟之会”,韩国国王与侠累都在大堂之上,周围卫兵众多。聂政长驱直入,上阶刺侠累。侠累抱住韩王想躲避。聂政挥剑猛刺,将侠累和韩王一起刺死。左右拥上。聂政大呼,连杀数十人。为了不连累亲人,聂政割去脸皮,挖去眼睛,毁容后剖腹自杀。
从今天的眼光看,严遂如此尊重聂政,是出于其政治报复的需要,无非是一种利用的手段。但在游侠聂政心目中,确是因为对自己的“深知”而去行刺的。
从战国游侠个人的素质看,大都是战国时代出类拔萃的人才,智勇双全,并非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文献称我国中期的游侠孟舍,“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游侠荆柯“为人深沈好书”,颇有修养。他行刺秦王赢政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得了赵国著名剑匠徐夫人铸造的毒剑,见血立死,锋利异常,又让勇士秦舞阳当助手,同时,准备了燕国要地督、亢的地图和秦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作为见面礼,匕首就藏在地图中。临行前,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激昂慷慨,以示必死之志。一曲终了,掉头不顾而去。到了戒严森备的秦官,壮士秦舞阳不由色变振恐,荆轲仍从容应对。《战国策•燕策》生动地描绘荆柯刺秦王的惊险场景:
柯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戡抗之。未至身,秦玉惊,自引面起,绝袖。拔剑,剑长,掺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有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日:“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玉,不中,中柱。秦王复击柯,被八创。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日:“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
从表层次看,荆轲的壮举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厚遇。实质上,作为游侠的荆柯在完成他一辈子都在寻找、都在准备完成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正是在这件伟业完成的过程中,他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和证实。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游侠轻生忘死、舍生取义的侠义行为的内驱力。对于游侠来说,追求具有超越意义的“名”,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恩不忘报”,为的是“名高于世”。聂政毁容自杀后被韩国统治者暴尸于市,悬赏千金,要弄清刺客的姓名与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闻讯后心想:弟弟是为了我而毁容的,“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于是至闹市抱尸恸哭,连呼:“这是吾弟聂政!”然后自杀于聂政尸体旁。正如作史者所指出的,聂政之所以能名扬后世,是与其姐姐甘冒杀身之祸以传其名分不开的。在侠者看来,聂政是死得其所。战国时代,重名好义的风尚在武侠阶层表现得尤力强烈。为了“名”这种抽象的精神价值被社会与历史所认可,武侠们不惜抛家弃业,甚至献出生命。因此,侠义行为源自一种类似宗教的心理冲动。不过,武侠所顶礼膜拜的不是彼岸世界的上帝,也不是来世的幸福,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面同时又具有永恒性的高尚的道德目标。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聂政、荆轲等侠士的事迹后赞叹道:“自曹沫至荆坷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岂妄也哉!”作为一个史官,能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对于舍生取义的武侠来说,无疑是最高的桨赏了!
战国时代,游侠是个十分活跃的阶层,甚至发展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韩非曾郑重其事地指出:“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已成为统治者无法往制的社会武装势力。韩非的话道出了战国游侠发展的趋向:他们已逐渐疑聚成社会群体,并在群体内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为了在群体内显示自己的义节不错触犯法网。这说明自由的、独来独往的个体行动的游侠,到了战国末期已呈集群化趋势。
《吕氏春秋•爱士》篇记载了有关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传闻。
秦穆公有一次外出时丢失了一匹骏马,寻找时见一群乡野平民正在岐山的南麓要杀那匹骏马充饥。秦穆公说:“食用骏马之肉如不饮酒,恐怕会伤害身体。”于是便送酒给他们喝,自己也就离去了。后一年秦晋两国发生韩原之战,激战中秦穆公的战车被晋军击坏,秦穆公危在旦夕。“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冯友兰认为:“此三百余人,似即是一武士团体。”《吕氏春秋》为战国未年吕不韦的门客所作,这则传闻反映的当是战国后期的社会现象。它说明当时游侠结合为松散的自由流动的武士团体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淮南子•说山》、《列子•说符》、刘勰《新论》都记载了魏国著名的富户虞氏因侮辱了游侠,被游侠聚集起来破灭了全家的事。这一记载显露了游侠豪强他的端倪,似乎在预示看中国武侠以后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