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 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 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 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 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 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 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 ”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 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 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 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
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 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 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 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 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 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 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 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 ”“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 ”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
“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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